我真搞不懂一堆人在那儿诅咒币安,盼望币安倒闭是出于什么心理。
现在的币圈,除了币安,有任何一个其他交易所真心实意地在乎散户的利益吗?除了一姐,有哪一个负责人真心实意地希望散户在自己的平台能赚钱吗?
这都不仅仅是事关华语圈的切身利益;欧美散户的利益,其他所有一个在乎的吗?
币安倒了你们去指望 OKX 还是火币?再不然指望 Coi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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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韩国朋友,你事实上已经掉入了民主自由的叙事陷阱。就像你们经常说中国人“被洗脑”一样,你们接受了另一套“洗脑”,以至于失去从底层逻辑思考问题的本能。
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所以,请收起你的傲慢。当你质疑我们不是特别自由时,事实上你不但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自由,而且你误以为你们很自由。
让我们抛开那些说教,从最根本的逻辑,一步步来剥开民主自由叙事的面纱,看看它是否带来了真正的自由。
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一党制国家被置于这样的叙事:由于公民不能抨击政府,不能组建反对党,公民的自由于是减损。
但你们忘了,为什么要反对政府?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成了复读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这么说,于是我照着他们灌输给我的观念,我就这么认为。
让我来回答吧,反对政府的必要性,在于政府是最大的问题制造者。在你们的社会中,确实是这样,因此你们要求拥有反对政府的自由,就显得非常必要。
为什么你们的政府是最大的问题制造者,后面我会论述,我不喜欢复读结论。所以别急,往下看。
我们先做个假设,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如果我们能邀请他来治理国家,代价是我们没有反对他的自由,你是否愿意?
我想每个正常人,都会举双手赞成。因为上帝“全知全善全能”,他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天堂。反对他,也就是反对天堂的提供者。难道你向往地狱?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说中国政府“全知全善全能”,只是想让你们先清除掉脑子里烙下的思想钢印,回到被“洗脑”之前的基础立场——我们要的是良政,而不是骂政府的自由。
如果政府实施的是良政,那么骂政府就是破坏良政。
是的,人类世界的政府,不可能拥有上帝的“全知全善全能”,但并非因此就没有区别。有的国家更能体现良政,有的国家则不能。
两种国家,理应区别看待。
对于实施良政的国家,理应减少民众反对政府的自由,我们没有理由破坏良政。当然,由于他不完美,所以一定限度的批评自由,依然必不可少。
对实施良政的国家,我们给予政府更大的施政空间,让良政得以实施。如果批评过度,动摇了政府的权威,也就破坏了良政的实施条件。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实施的,是不是良政。请不要急着否定,我没有说中国政府完美,我的意思是,它比起民主国家的政府(执政党),更能体现良政。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实施良政,不在于中国领导人更英明(世界上有很多出色的领导人,比如你们的总统李在明,我就很欣赏),而在于中国的制度。
为了说明中国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我需要观众们忍受一下我的啰嗦,因为一个完整的论证,必须深挖到问题的根源。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的病因,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源点——仇恨。
仇恨减少,社会变好;仇恨增多,社会变糟。
现在弥漫在舆论场上的仇恨情绪,不只存在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于一国之内——左派和右派的仇恨、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仇恨、宗教派别之间的仇恨、工薪阶层与资本家的仇恨,乃至LGBT与非LGBT之间的仇恨、极端环保主义者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仇恨。
仇恨,来自于极端。
我们有很多极好的价值观,但只要极端化,它就酿成仇恨。
我们都赞成少数人的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例如对少数种族、性少数群体、少数政治立场持有者。
但世界正在走向极端化,原因是某些进步主义价值观,被捧得过高,从而对保守派构成利益倾轧。这引起保守派的反弹,他们反过来打压进步主义。
双方矛盾螺旋上升,仇恨于是出现并激化。
进步主义的抬头,可追溯到70年代。1977年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安妮·霍尔 Annie Hall》中,有过这么一段剧情:
Alvy 的父亲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母亲正在擦门,小 Alvy 躺在地板上玩。
成年的 Alvy 和 Rob 悄悄走进这个场景,在旁边看着。
Alvy 的父亲说:“你把清洁女工辞了?”
Alvy 的母亲说:“他偷东西。”
Alvy 的父亲说:“可他是少数族裔(原音译:有色人种)!”
Alvy 的母亲说:“那又怎么样?”
父亲说:“少数族裔的日子已经够难过了。”
Alvy 的母亲说:“他翻我的手提包!”
Alvy 的父亲说:“可他们受的迫害已经够多了!”
“谁迫害他了?”母亲反问道,“是他偷了东西!”
父亲接着说:“好,那也没什么,我们损失得起。”
Alvy 的母亲说:“就凭你那点工资,我们怎么损失得起?他要是偷得更多怎么办?”
父亲反驳说:“他是个从哈莱姆来的少数族裔女人,他没钱,他有钱偷我们的东西?说到底,他不偷我们的,还能偷谁的?”
这时成年的 Alvy 冲着眼前这一幕喊道:“你们俩都疯了!”
我想说的是,进步主义的很多出发点是好的,但搞过了头,就变成矛盾激化的导火线。电影中这个家庭的一幕,其实就是整个西方社会的缩影。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一边倒地替保守派辩护。我只是指出矛盾的源头,随后而来的保守派反击,也对进步主义造成极大伤害。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案,就是保守派反扑的标志。这一次,伤害发生在少数种族群体的乔治・弗洛伊德身上。之后,“黑命贵(BLM)” 大规模席卷全美。
我想说的是,当仇恨被点燃之后,没有人能够幸免,最终的伤害会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现在,你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大尺度言论自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从二战结束,到大约201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西方进步主义扮演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马丁·路德·金推动了《民权法案》和 《投票权法案》的出台,让美国黑人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种族平权。同时期,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福利改革,大幅提高了工薪阶层和社会底层群体的处境。
为什么在2010年代之前,进步主义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因为那时的媒体环境,构建起了一种“有节制的言论自由”。
是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已经拥有极大的言论自由空间,任何人反对政府、抨击政府。但那时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精英手里。
只有精英,才能将他的言论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只有精英,才能坐进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时政节目的访谈。
2000-2010年虽然互联网已经兴起,但自媒体还不发达,用户量有限。那时的互联网使用者,主要通过阅读专栏文章、传统媒体往线上搬运的内容,来了解世界。
也就是在大约2010年之前,言论环境是“精英输出,公众吸收”的模式。公众有自由选择支持哪一派的精英,但没有自由让自己的言论成为社会焦点。
也或者可以说,当时的公众拥有“言论自由”,但不拥有“言论传播自由”,精英才有。
这就是我说的,“有节制的言论自由”。
无论左派精英,还是右派精英,当他的言论要印刷到报纸上,他的发言是克制的、严肃的、趋于理性的。而公众,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他只能私下里咒骂政府,但他的声音无法被广泛传播。
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理性的舆论空间。对政府的理性批评,以及对自己所反对的其他社会派别的理性批评,都是有益。
但请注意,我说的理性,并不等于温和。
很多精英在报纸上抨击政府,并不温和。说他们具有理性,是因为他们有完整的论述。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不能是一篇脏话连篇、只有口号没有内容的纯粹情绪输出。
于是,“真理不辨不明”这个言论自由的理论支撑,在那个舆论环境下成立。
但在大约2010年之后,互联网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同一时期,中国政府收紧了言论自由尺度。这被很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视为“严重的政治倒退”)。
自媒体时代的特征是,普通公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而是实现了与精英的“言论平权”。公众的言论,也成了信息源,并围绕该信息源,聚拢起一大群簇拥者。
这个时代,一个擅长散布出格言论的KOL,其影响力远大于一个严谨理性的学者。
社会的舆论导向,于是不再被精英主导,不再被理性主导,而是比拼谁的言论更加极端。只有极端,才能制造影响力。
于是,社会各派之间,出现严重的撕裂。
后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少数族裔、LGBT群体、环保主义者,以及打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旗号、声称代言工薪阶层利益的极左势力,轮番上台表演。
极端环保主义者躺在公路上,阻止需要养家糊口的货车司机通过。LGBT群体的要求渐渐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比如他们要求按自我性别认同选择使用男厕或女厕。欧洲的工薪阶层要求4天工作制和每年大量的带薪假期。
然后,每个群体的反对面,则进行反击、报复。
这种社会舆论生态,投射到政治上,就是政党越来越偏向极端。因为他们必须迎合极端的民意,才能拉到选票。
极端政治主张在互联网上发生共振之后,本来呈现正态分布的人口政治光谱,发生了变化:中间派越来越少,人群向两个极端聚拢。
于是,言论越自由的社会,越是呈现出政治立场的极端分化,就像图一所示。
其结果是:任何一派的政党赢得选举,都意味着另一派的失败和利益的失守。
但是,局面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正常的,不走极端的社会,人口的政治光谱必然是呈正态分布的。也即,中间派的人口最多,越往两端,人口越少,如图二所示。
只有这样的社会,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同时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对统一的。
但是要实现图二的人口政治光谱分布,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营造一个“有节制的言论自由”舆论环境。
事实上中国绝不仅仅禁止肆意辱骂政府,而且禁止其他一切极端言论的传播。
但请注意我的措辞,是禁止极端言论传播,不是禁止极端言论。在私下里,在餐桌上,你要怎么发泄你的不满,没有人禁止你,政府给你提供足够的发泄情绪空间。
但你不能将极端言论搬到网络上进行传播,因为那样做会将非理性的人群吸引过来,他们因此从温和立场,变成极端立场,社会因而产生对立、撕裂、仇恨,进而变成图一的人口分布。
为什么人群会被煽动,《乌合之众》这本书已经论述得很详尽,我不必再复述。
现在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
1、我们要的是良政,不是骂政府的自由。
2、当前互联网信息环境,让极端言论变成社会的危害,它制造了对立、撕裂、仇恨。
3、当对立激化,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给在野党及其簇拥者造成大面积的利益损害。政党轮替,伤害者与被伤害者位置对调,如此反复循环。
4、只有将舆论环境控制在“有节制的言论自由”,才能让“乌合之众”回到其本来的中立、温和、和谐状态,政府的政策也才能最大限度覆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后我想说,世界上有115个国家的国名是“共和国”,只有9个国家的国名带有“民主”一词。
法国,叫法兰西共和国。德国,叫德意志共和国。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类所追求的根本价值,是“共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一度被认为实现共和的好手段。
我们看到,过去在“有节制的言论自由”时代,民主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在,民主让政府(执政党)成了最大的问题制造者。
所以,擦去思想的钢印吧,你需要重新理解这个全新的时代。
Replying to @jxzdmzw
1. 정치 참여가 제한됨.
2. 더 나은 삶을 살지 못하게 국가가 막을 때, 이를 표출할 수 없음.
본인 말이 다 맞다고 쳐도 딱히 자유롭지는 않아보이긴 합니다. 제도를 사랑하는건 알겠는데 궤변을 내뱉진 맙시다
我很愿意认真回答这位德国朋友的疑问。
你的第一个问,其实是在说,由于中国是一个威权政府,因此人民在政治上不受认真对待。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威权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不受认真对待。民主政府,也不意味着人民就受到认真对待。
新加坡是威权国家,菲律宾是民主国家,难道新加坡人的处境,不如菲律宾人吗?中国是威权国家,印度是民主国家,难道中国人的处境,不如印度人吗?
你的第二个问,你的发问本身并不严谨。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没有政治自由。这个问题要分两个维度来讲。
1、政治参与自由。
从这个维度讲,中国任何人有参与政治的自由。中国人都有权利申请入党、考公务员。筛选规则与民主制度不同,但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参与政治的自由。
中国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区别在于:
民主制度下,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在任何时候参与政治。就像川普一辈子没有从政,老了突然想要竞选总统,他就可以参选,而且成功了。
但在中国,任何官员都必须从基层公务员做起。一个人无法因为有钱,就能一步登天当上高官。
这种制度的好处有:
A、公平性。
中国有大量的高层领导人出身平民家庭,如胡锦涛、温家宝、汪洋、李强,等等。像习近平这种红二代,反而是个意外。
B、专业性。
任何一个高层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几十年不同级别岗位的历练,他对国家各个层面的情况的了解,以及他的治理经验,不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未治理过一个城市的议员,所能相提并论的。
C、远见性。
由于领导人不受制于短期的、非理性的民意,因此可以规划长远的发展战略,并以唯一执政党确保该战略的长期、有效的实施。
D、政策不受资本干涉。
你选择从政,就不能从商。你选择从商,就不能从政。这样一来,资本的归资本,政治的归政治,资本无法干涉政治。
2、政治权利自由。
当然,中国制度有其“表面上”的代价。为什么只是“表面上”的,后面再说。先说这种代价。
代价就是中国人不拥有谩骂政府、抨击政策的自由。我们可以批评政府,但必须在一种就事论事的理性语境中。我们不能喊“习近平下台”或者“共产党下台”。
我们也不拥有全民选举的自由,建立政党的自由。
这些“代价”为什么只是表面上的,可以从一则寓言说起:
一农场主临死前问儿子;猪抱怨饲料太差,牛报怨活太重,鸡报怨窝太脏,怎么办? 儿子说:“喂好饲料,干轻活,清理鸡窝。” 农场主摇摇头说:你啥都别做,给他们选票,让它们选择你或者你媳妇管它们,让它们以为这个家是它们做主。
这个寓言让我们思考,作为人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其实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选票以及骂政府的自由。
回到开头那个举例,新加坡缺少很多民主国家所具备的政治自由,但没有人会认为新加坡人受到压迫。
这就涉及到自由的定义,自由到底是什么?
按照罗斯福的定义,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
在我们计算一个社会的自由度时,我们计算的是自由的总量,而不是单项自由的含量。
举个例子,很多非洲国家拥有选票和骂政府的自由,但人民生活贫困,出行只能靠双脚。我在中国,生活富足、商品丰富、服务便捷、社区安全,我坐3个小时的高铁可以抵达一座大城市,我也有经济条件时不时出国旅游。
你认为非洲人自由,还是我自由?
诚然,中国还有很多人口,在物质生活上并不自由,但这是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的,不是政治压迫导致的。一个贫穷地区,无会因为给你民众选票和骂政府的自由,他们就变富裕了。
因此,当你谈自由的时候,你要计算自由的总量,不能单看一项自由的有无和多寡。你也不能将经济问题,归咎于某一项政治自由的问题。
坦率讲,我觉得你们的民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中国人并不羡慕你们那种制度。
Replying to @BitCloutCat
老马倒也不是针对币安和 CZ,他就是看不上交易所的赚钱方式,然后老马本身也比较小孩子气,压根儿不会考虑这些东西,想表达就表达了。其实当没看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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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巴佩侮辱了毛主席,我们非常愤怒。
这很正常,毛主席是中国人的大英雄,每一个合格的中国人都会因此而愤怒。
一些西方网友也很愤怒。
他们觉得,一个独裁者,一个害死了上亿人的独裁者,难道不该骂吗?
事实上,我相信姆巴佩是不知情的。
我更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是什么导致了姆巴佩的这种认知?
毫无疑问,答案是西方。
西方帝国主义者们控制的媒体,数十年如一日地把一切妨碍他们殖民统治的人妖魔化,或者娱乐化。
譬如,他们杀害了格瓦拉,再把后者变成一个代表了叛逆的流行符号,和他最痛恨的吸毒滥交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
他们把斯大林塑造成独裁者,只因他和他领导的苏联人民,不仅把整个欧洲从法西斯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还曾给予了这个世界上无数的穷人以信心;
他们对毛泽东,也是如此。
因为毛泽东不仅仅把中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手里解放出来,他的革命理论,以及大量无私的援助,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打向殖民者们的弹药。
姆巴佩,这个足球天才恐怕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执政下的中国,是顶着法国的制裁与威胁,在全世界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并与之建交的国家。
毛泽东主席,当时非常明确对法国表示:
中国绝对不会为了同法国建交,而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
除此之外,我们还无偿援助了数亿元人民币,以及包括步枪、机枪、迫击炮乃至重型火炮等装备,以及游击战争的经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等。
这不是个例。
根据统计,毛主席主导下的中国,至少支援过110个国家与地区的反殖解放运动。
这贯穿了他的一生。
并且,毛主席坚持要求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的原则。
这项原则,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中,他是一个杀害一亿中国人的魔鬼。
但事实上,很多西方的盟友才是真正的独裁者与魔鬼,如伊朗的巴列维、菲律宾的马科斯、乌干达的阿明、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等。
这些劣迹斑斑的家伙,只因为其向西方出卖了国家的利益与主权,就被捧为民主先锋。
真的是何其荒诞。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制裁姆巴佩?
不,我们不恨姆巴佩,我们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西方谎言的受害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需要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
历史,不是任西方乱涂画的白纸;曾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的一生的英雄,也决不允许被歪曲,解构。
否则,你必将会迎来中国的狂风暴雨。我们是严肃的。
同时,我想大家也都清楚:
西方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分化彼此。
我们需要理解,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因此,即使他们骂我们,误解我们,我们依旧需要保持温柔与耐心。
如果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冷静,选择参与无聊的谩骂,而不是有理有节地摆事实讲道理的话,那,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两行字,我们天下大同的理想,还有什么希望去实现呢?
最后,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对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说的话吧:
你现在做得很好。你们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正在团结并觉醒——或者说正在一步步觉醒。非洲有超过两亿人口。如果你们非洲人团结起来、觉醒并组织起来,帝国主义者就会害怕你们。
所以,同志们。
我们在这里,不仅是来交流,更应该成为联结这个世界的纽带,用我们的智慧,去化解分歧,争吵。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图为时任阿尔及利亚总理的阿巴斯和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