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权一统 统于一党（16）中共极权之监察篇 中共通过对官员的控制实现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对官员的监督和处罚是国家的重要权力，西方国家的各级行政首长是由民众选举的，其他主要官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如果官员违法，其取证、抓捕、起诉、审判，更是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但中共国的法律只是摆设，其对官员的监督和处罚执行的是党内的“家法”，执行家法的机构就是其各级党委下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中共行政序列也有监察委员会，但实际上监察委员会由中共纪委管理，监察委员会主任一般由中共纪委的副书记兼任，行政首长无权直接过问监察事务。 纪委查处其管辖下的中共党员官员，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臭名昭著的“双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对非中共党员的官员（中共为了点缀民主和笼络人心，会任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副职），其手段是“两指”，即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代问题。“双规”和“两指”实际是一回事，现在统一改成留置了。在党权篇里我们介绍过双规的特点，这里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1、不需要司法程序，只要党的领导人同意即可。正常法治健全的国家，限制一个普通公民的自由都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但中共不一样，党的领导人的意见就是法律。 2、不需要确凿证据，一封举报信就可以启动。法治国家限制一个人的自由需要确凿证据，而且取证程序要合法，程序不合法的证据即使再确凿也无效。但是中共没有程序正义的概念，只要党的领导人同意，一封匿名举报信都可以启动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中共有一种说法就是“八分钱邮票害死人”（当时寄一封举报信的邮资只需要八分钱）。有时党的领导人为了搞掉政治对手，会非法动用警方的监听程序获得证据，中共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副省长胡长青就是被监听获得证据的。 3、期限不确定。按法律规定，任何人被限制自由，比如传唤、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都有规定的时限，超过这个时限还没有证据就必须放人。但双规是没有时限规定的，正常留置的最长期限是8个月，但是如果留置期间发现新罪行（这个很容易），留置就可以延长。我所知道的就有已经留置超过18个月而仍然没有结果继续留置的。 4、无法定地点、监控记录和身体检查记录。按法律规定，限制公民自由必须在看守所，这样被限制自由的人有数码监控记录，有身体状况记录，有提审程序和记录，比如每次提审不得超过一定的时间以保证其正常休息。但双规和留置可以由纪委任意选择关押地点，中共各级各地纪委都有秘密关押地点，除了纪委需要的笔录外，可以没有任何记录。 5、不通知家属，不得请律师。正常法律规定一个人被限制自由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被限制自由的人随时可以请律师，没有律师在场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即使回答也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双规和留置没有这些规定。 由于有以上特点，纪委可以对被双规或留置的官员实施任意的非人道的刑讯逼供。由于没有监控和身体记录，你能想到的酷刑都可以实施，有官员被双规长达数月之久。被双规官员生不如死，只得按纪委的要求招供。纪委通过这样的方式非法取证，然后再把证据移交司法机构走司法程序。中共对为其效力的官员都如此残暴和不人道，其对民众的残忍可想而知。 中共的各级纪委有对其管辖机构的定期巡视制度，监察部甚至审计总署也有定期监察和审计制度。中共官员普遍贪腐，只要按程序审查，99%的官员都会被查出违法贪腐行为。但中共监督和查处官员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失职是否违法，主要是看其对中共是否忠诚，也即是对中共的领导人是否忠诚。官员被查处的最主要原因是得罪了中共的领导人，所谓跟错人站错队，通过对这个官员的审讯，寻找与其关系密切的更高级官员的犯罪证据。江泽民掌权时期，为了控制官员对他忠诚，故意纵容官员普遍贪腐，这样官员就有把柄在党手上，如有不忠便可能被双规。不贪腐的清廉的官员中共反而不放心使用，造成了官场的逆淘汰机制。 2001年中共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上任两个月公开拒收并上缴礼金近60万元，利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此事被中共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后，在安徽官场乃至全国官场引起普遍不安，因为其他官员没有一个人公开拒收或上缴礼金，这不是在打他们的脸吗？他上任后大刀阔斧改革人事招聘制度和工程公开招标制度，断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财路，最后他们联手用死婴威胁他，用匿名信诬告他，终于中共官场招架不住，在他上任仅180天后将他明升暗降调离岗位。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王岐山担任中央纪委书记，更是滥用家法大肆党同伐异清除异己，堪比明朝的东厂西厂，造成官场人人自危，官场有“宁见阎王不见老王”之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中共查处官员的最高领导人王岐山和政法系统最高官员孟建柱被曝行动受到限制，司法部长傅政华、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重庆市的连续三任公安局长等政法系统高官被抓捕，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兴和来俊臣的“请君入瓮”，在中共这样没有法治保证的极权体制下，谁都不安全，谁都随时可能被留置。 中共官员被查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分赃不均而产生内斗。正常一个中共领导集体内部每人都有自己的贪腐势力，比如江泽民家搞电信，李鹏家族搞电力，王岐山家搞金融，大家各贪各的相安无事。但是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就会引发内斗而查处官员。一种情况是主要领导人更换了，这个领导人发现利润丰厚的都已经被瓜分了，就要以反贪的名义抓人重新分配利益，好比一桌酒席大家都已经坐满了，你来晚了没地方了，就掀桌子重新排座次。习上台后大搞反腐就是这个道理，一方面抓权安排自己人重新分配政治利益，一方面重新分配经济利益，这个时候官员只有主动让出自己的地盘才可能幸免甚至还可能获得重用，也就是及时重新站队。地方上的领导人异地调任后，会有一批商人跟着过去，就是为这个领导人赚钱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人贪心膨胀，手伸到别人的地盘，好比黑社会里你到别人的地盘上抢钱，就会引起各派火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有人吃独食或者有人吃小灶，就会引起内讧而告发。中共有一种“情妇反腐”的说法，就是官员有多个情妇，但他可能给某个情妇更多的利益，甚至偏爱某个情妇临幸多了，引发其他情妇不满。女人怨恨起来力量也是挺吓人的，宁愿玉石俱焚也要愤而告之出口恶气。 中共生态就是一个江胡，中共本就是江胡大盗，所谓盗亦有道，在中共内部也是讲究“道”的，这个“道”就是照顾平衡各方利益，八面玲珑不吃独食，换领导后立马识相奉献出自己的地盘，舍得让利，才能不断“进步”。所以中共的体制最后留下的也都是人精，需要有“既贪又不能太贪，既色又不能太色”的境界，还要身段柔软察言观色善于妥协让利，高超的平衡术需要极高的情商，所谓精英都在体制内。但是中共的体制害了他们，他们眼中只有小集团权贵的利益，根本没有民众的利益，如果在民主体制下，他们都可以成为治世之能臣。 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在邓江胡时期形成的寡头共治集体分赃的黑帮规矩，他要一人独大吃独食，修改宪法连任。由于他的极左思想和战狼外交，把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搞得一团糟，在中共党内形成反习暗流。习近平的反腐就变成了纯粹政治化的反不忠，凡是他怀疑对他有二心的他都拿下。几年来，他查处了3名政治局委员，400多名中管官员，20届中央委员被查的就占20%以上，尤其是军队，7名军委委员抓了5名，包括2名军委副主席，50多名上将不是被抓就是被退休，最惨的时候只有2名现役上将。他的清洗程度超过了毛邓江胡之和！反腐和监察完全变成了他政治清洗的工具。 西方国家还有公民举报和媒体监督，中国在表面上也有这两个监督渠道，但是实际效果大相径庭。中共有公民举报的安排，但是除非领导授意，中共一般不受理匿名举报。对于实名举报，由于是否查处被举报的官员需要由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意志决定，举报不仅得不到处理，反而举报材料会被透露给被举报的官员，举报人因此受到打击报复、威胁甚至迫害和追杀。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著名的如2012年11月举报三聚氰胺事件的蒋卫锁意外遇袭身亡，当局至今没有公开凶手是如何判决的。 中共国的媒体也是由中共控制的，是否报道官员的贪腐也是由中共和其领导人决定的，也是党同伐异的工具，最著名的就是胡舒立的《财经》报道的《谁的鲁能》，那是因为胡舒立听命于王岐山，胡是奉王之命打击政治对手。偶尔有不受党的控制报道成功的，但媒体或者记者也没有好下场，2011年报道地沟油的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被抢劫，身中11刀而亡，凶手被抓但至今找不到任何关于判决的报道，官方和李翔家属均声称李翔之死和地沟油无关，但疑点重重。 互联网出现后，网络上出现了一阵民间监督的小阳春。最著名的有河北官员李刚，因为其坑爹的儿子交通肇事后说的一句著名的“我爸是李刚”而被查处；陕西官员杨达才戴名表的照片被网络曝光而被查处，网络戏称其为“表叔”；南京官员周久耕抽天价名烟的照片被网络曝光而被查处。这些官员都因为偶然在网络曝光激起民愤，当局来不及遮掩而落马，远远谈不上制度性安排。后来中共觉得这样会失控，加强了网络监管，包括有组织的删帖封号，被举报的官员也花钱删帖，网络监管也成了往事。更多官员吸取教训，公开场合不戴手表但却可以看到手腕上的一圈白印，甚至出现当着记者的镜头匆忙摘下手表的荒唐而滑稽的举动。更有中共总理温家宝到灾区视察时，故意穿一双10多年前的旧鞋，被中国人民戏称为影帝。 中共就是这样用一党之家法垄断对官员的监督，堵住民间监督之路，目的就是牢牢控制官员服从中共和中共个别领导人的意志，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为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服务。 #十权一统统于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