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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fem|托举自己就是最小单位的女权行为

Joined M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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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bluesky 啦,之后会在这里分享一些抹去隐私的一些生活相关的东西 bsky.app/profile/wuyouvav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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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人自己给的,当一个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我只能蹦出来“赔钱货”的评价,别人蹬鼻子上脸甚至在你脸上拉屎,你还兴冲冲的主动接屎 只有“赔钱货”和“下贱”的评价。这么做,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你的,你的母父、朋友甚至子女都看不起你,因为你在自轻自贱。
大部分中女怎么说呢,你不把刀架她脖子上她都觉得没事啊挺好的,钝感力就强成这样了。年初云吃吃那个帖子我大为震惊的点在于,合着她们是真不知道几千年来入赘女没尊严,不知道自己入赘没尊严,也不知道自己母亲阿姨奶奶姥姥过的什么生活。对大部分这样的人来说,形势严峻并非坏事,女权懒得管的地方就交给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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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懂了林毛毛的心态,看到自我轻贱的人只会看不起,生死随便。那些勇猛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女儿自己才会愿意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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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姊妹的分享,自己判断,只转发分享,不承担后续责任
之前那个分享字体太小了,所以我重发一下。希望激女都能run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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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络中介真的敢骗财骗色谋财害命的 还有一个疫情期间跟中介润出来到半路失联了,最后一次联络我们是说自己没钱了求大家转点,后来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安全抵达了还是怎么样了 对这些人心慈手软就会害了以后不懂事初来乍到的单女,我每次见一个锤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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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想润的姊妹也不用太焦虑,把自己现在的生活过好,培养出来健康的身心状态,对出国帮助非常大!在国外刚开始的阶段就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心态能够承受住,钱有点紧张也是能解决的,钱足够多的话,也是需要一个好的身心状态去解决各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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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提倡的女性不需要道德也不是这种道德,她这个更偏向没自尊。我们提倡的是不需要高道德、救世主心态、情感绑架,从而让女性可以放开手脚做事。她这个是让女性不要有道德从而可以自轻自贱,因为某些人的认知永远超不出自己的自由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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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没听说过哪个人有靠婚绿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被骗身体和钱然后回去了,反倒是一门心思转工签的倒是有很多成功的。
那些对婚绿有幻想的,是不知道受制于人的感受和失权吗?跟你小时候被母父控制经济控制一切的处境有什么不同? 而且底层有身份的白男也不是傻子,看到太多人拿着身份骗炮,甚至生活开销都花女方的钱,就这么能接连骗十几个女的。女方付出了这么多,最后签证到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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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外工作几年的经验,后面再二润真的容易啊!太多机会了,就算不能直达拿身份,赚的钱因为汇率差也能攒钱更多的钱。 真的,你要是一心想润,哪怕去小红书检索就够用了,有各种合法非婚绿的方式,长点脑子,别被骗,给自己规划一下,一年不成,3年?五年?有的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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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润的愿望非常强烈,各个平台上都会出现相关的资料和信息,自己好好琢磨,有的是办法! 在当今这个时代,你都会上外网了,资料搜集这一步可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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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想留下来的决心很强烈的话,只要走出第一步:先去到目的地,剩下的有各种非婚绿并且合法的办法留下来,你去疯狂的打听就知道了 具体的人生经历细节我不能多说,可能留下来的方式(工签什么的)有点苦有点累,但是如果在国外攒下的钱比国内快和多,还能磨练英语,后面找准机会继续换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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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是需要人际交往和沟通的,我不知道不擅长交流的人是怎么查找信息的,反正我对人际交往不排斥,多跟几个擅长信息搜集的人交朋友,定期交流,懂得回报,机会真的多啊。非婚绿并且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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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没见过一开始就想尽办法尽可能留在国外的人最后没留下来的,不留的也有别的留下来的规划。而且一定要多和人沟通啊!!多问问!我当时至少摸清楚了3种转工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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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出去后长个心眼,有基本的判断的能力,然后平时多留意多问几嘴,再研究一下官方政策,别人帮忙了及时回报,能搞到好多信息。 我当时出去,就了解到了很多留下来的办法(大部分是中转的形式后续需要再换签证),拿身份可能需要多谋划,但是你要是想以合法的方式待在那里,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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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以合法的方式先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你的决心和信心能力。 说真的,你出去后,人品正常,懂得感恩和回报,真诚勇敢不偷奸耍滑,外国人也是人,又不是傻子。 虽然大家都说出门在外警惕华人,但是也有热心帮助的女性长辈的,你那个劲儿出来,很多人帮忙的,会告诉你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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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婚绿有幻想的,是不知道受制于人的感受和失权吗?跟你小时候被母父控制经济控制一切的处境有什么不同? 而且底层有身份的白男也不是傻子,看到太多人拿着身份骗炮,甚至生活开销都花女方的钱,就这么能接连骗十几个女的。女方付出了这么多,最后签证到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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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对驴屌彻底不感兴趣、不会被外界影响了之后,需要面对的也就剩下自己本身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最首要的。你也要直面自己的内心,搞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你要学会与自己的焦虑共存,而不是对抗。你也要学会耐心与等待,在绝境中寻找希望。当你能战胜自己的时候,也就无坚不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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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武则天? sis醒一醒,你要认识到你除了能躺能干之外你和别的女人之间的差异比大猩猩和母猪还大 撒泡尿照一下清醒清醒 不要因为小红书没地站了就跑推特来鼓吹婚绿,推特不审核,我们说话特别难听
Replying to @_Sakiel_
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权利和能力跨越阶层走出国门,有时候婚绿是张门票,但不能指望有张门票就躺平万事大吉,武则天如果不靠李治能当上女皇吗,邓文迪不是靠婚绿能有张绿卡吗,有什么牌就用什么牌,一切皆不为我所有一切皆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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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头企图婚绿的母猪都拿邓文迪说事我也是笑了 大姐你什么水平心里没点痛的领悟吗? 真以为我女我也邓文迪啊 真以为女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谁更不要脸更能躺更能干就万事大吉啦? 要不要去维基百科看一下你老邓除了挨操还有什么本事 所以说母猪这个字叫得有道理的,眼里除了交配结婚装不下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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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巫64游 retweeted
看婚绿女过得多苦。我自己一个人,靠技术移民过来,理论上我就是所谓的举目无亲孤苦无依,然后我就在上市公司工作买车买房了,看我的花园看我的猫就知道我过得多开心。。。婚绿毁一生,因为婚绿的本质是你用逼来换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你以为这是捷径,其实命运早就给你这“捷径”标好了价格。
我在澳洲亲眼目睹: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很多都过得很苦——这个标题,是我在自己手机备忘录里存了三年的一句话。我一直没敢发出去,怕人说我煽动什么,也怕那些姐妹看见了伤心。 可上个月,我在悉尼 Auburn 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里,又一次看着一群五十上下的中国女人围坐在一起,用各自磕磕绊绊的英语和更加磕磕绊绊的中文,互相教对方怎么填写医院的那张表格,怎么跟 Centrelink 的工作人员说话,怎么在丈夫的账单到来之前把该问的问题问清楚——那一刻我就想,有些话再不说,就要跟着我们一起埋进土里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二〇一二年跟着丈夫来悉尼的。丈夫是工程师,被公司外派,我和女儿跟着过来,一待就是十四年。 我没有像很多姐妹那样嫁给外国人,我的婚姻是国产的,苦也是国产的,但我这些年一直在 Hurstville 一家华人杂货店做收银,又在教堂的华人团契和社区英语班里当过志愿者,见过的跨国婚姻,比电视剧里演的多得多,也真实得多,残酷得多。姐妹们管我叫“小梅”,因为店里那几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都是“姐”,只有我还没到那个坎儿。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林姐。她是沈阳人,今年五十八了,我认识她的时候是二〇一四年,在 Ashfield 的一个免费英语班里。那个班每星期三上午开,教室是教堂腾出来的一间旧屋子,来的女人挤挤挨挨,八成是中国女人,剩下的菲律宾和越南的。 老师是个退休的澳洲老太太,语速放得很慢,教的都是最要紧的东西:怎么去银行,怎么看电费单,怎么打急救电话。林姐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用得比谁都费,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大,用力,圆珠笔把纸都划破了。她那时候五十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玫红色外套,头发烫过又长出来了,新长出来的部分白了一半。 林姐的丈夫叫 Graham,是个退休的农场机械修理工,比她大十一岁,前妻病故,没有孩子。他们是婚介公司牵的线,那时候沈阳有不少这样的公司,橱窗里贴着澳洲男人、美国男人的照片,一个个笑得憨厚。 林姐在国内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厂子黄了以后摆摊卖袜子,离过一次婚,儿子跟前夫。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小梅,我那时候想的很简单,我都四十七了,总不能摆一辈子摊吧。”婚介收了她两万八,她把摆摊攒的钱全掏了,又跟妹妹借了一万。 Graham 人不坏,这是林姐自己都承认的。他不打她,不骂她,喝一点点啤酒,每个星期五去镇上的俱乐部玩草坪保龄球。问题是他把她带回了新州内陆的一个小镇,离悉尼五个多小时车程,全镇七百多人。 那栋房子很大,带好几英亩地,可林姐不会开车,镇上没有公交,最近的超市在三十八公里外。她每天的日程就是:给 Graham 做三顿饭,喂狗,看电视——电视里的英文她一个字听不懂。她给我打电话,都是趁 Graham 午睡,用微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说:“小梅,我今天跟狗说了一天的话。” 钱的事情最伤她。房子、车、存款都在 Graham 名下,Graham 每个星期给她一百二十澳币的“家用”,买菜、买日用品、买她自己的一切,都要从这一百二里出。她想去学车,驾校一节课九十五澳币,她攒了两个月。 Graham 不是恶意的,至少他自己不觉得是恶意——他前妻在世时也是这么过日子的,他觉得这就是婚姻的样子。可林姐在国内,好歹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人,摆摊的时候一天进账也是好几百人民币。她四十九岁那年第一次跟我借两百澳币,是牙疼,要去看牙,澳洲看牙多贵,来过的人都知道。她在电话里说:“小梅,我这一辈子,没跟人开过这个口。” 二〇一六年秋天,林姐来悉尼 Royal Prince Alfred 医院做甲状腺结节手术,Graham 住院部陪了两天就回去了,地里的狗没人管。林姐术后在我们家住了九天。那九天我算是看清楚了她的日子。她夜里睡不着,坐在客厅看手机,翻她儿子在国内的朋友圈,一条一条地看,不点赞——她说不敢点,怕前夫家里的人看见,知道她在澳洲过得不好,笑话她。 她帮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冰箱里的菜按耐程度分格摆好,缝补了我女儿的书包带。她手很巧,人也利索,可她在那个镇上,这些本事全都没有用武之地,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一个人需要她缝任何东西。 有天夜里她跟我先生喝了一点酒,说了很多。她说 Graham 的两个妹妹每年圣诞节来住几天,客气,但她能感觉到那种客气——“就像家里来了一个不太好的客人,可我才是住在里头的人。 她说有一年她按东北的办法腌了一缸酸菜,Graham 的妹妹掀开盖子闻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去了。后来那缸酸菜她自己吃了两个月。她说这些的时候没哭,语气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只有说到她妈的时候哭了。 她妈二〇一四年在沈阳走的,她回去奔丧,Graham 没跟着去,来回机票加丧事她掏了四千多澳币,是她三十六个星期的家用。她妈临走前糊涂了,拉着她的手问:“你在那边,到底是个啥日子啊?”她跟她妈说:挺好的,有大房子,有汽车,地里全是草,绿得一眼望不到边。 阿芳是另一个。她比我小两岁,广西人,命比林姐还硬一些。她是网上认识的澳洲丈夫,QQ 时代那种交友网站,对方叫 Frank,在纽卡斯尔附近的Berkeley 做锅炉工,离婚带一个儿子。 阿芳去的时候满心以为去当妻子,去了才知道头三年主要是当后妈——Frank 的儿子有轻微的自闭症谱系问题,前妻不管,全甩给她。语言更不通,阿芳的英语只够在超市结账。Frank 工资不低,但钱在她手里过一下就得交回去。 她后来跟我说,她真正开始觉得不对,是有一次她用了 Frank 的银行卡给自己买了一双十九块的运动鞋,Frank 拿着账单问她,问了半个钟头,不是骂,就是问,翻来覆去地问她“为什么”“为什么”。她说那一刻她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她在这个家里的财务权限,约等于零。 阿芳后来去了一家禽肉加工厂做工,每天站着十个小时,手在冰水里泡得发白,指甲缝常年是乌的。厂里华人很少,她跟几个越南女人学会了基本的活儿上的英语。她的钱一分不动全寄回广西,给她自己的儿子——她跟前夫的儿子——读书、盖房。 Frank 知道以后大吵过,说她“心里没有这个家”。她跟我说:“我不寄回去,我出来图什么?我在这边熬,总不能两边都白熬。”她儿子后来考上了南宁的大学,她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存在手机里,给多少人看过我数不清,每次翻出来,眼睛都是亮的。 Frank 喝酒,喝多了不摔东西,就是往沙发里陷着,一遍一遍说这个家谁也不在乎他。阿芳说他其实是可怜人,可她伺候不动了。 他们没有离婚,她跟我说离不起——她算过,离婚她分不到什么,房子是 Frank 婚前的,她这些年寄回去的钱也拿不回来。她就那么过着,一个月跟我通一次话,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厂里又换线长了,手又开始裂了,儿子的奖学金批下来了。去年她考出了叉车证,时薪涨了六块,那是她这些年在澳洲最高兴的一件事。 还有晓雯。晓雯和她们都不一样,她是我们这些姐妹里文化最高的,三十四岁,国内重点大学的硕士,来澳洲读的书,跟 Daniel 是在校园里谈的恋爱。他们那是我见过的跨国婚姻里最像爱情的一对。 Daniel 是好人,真的,尊重她,婚礼上致辞的时候用生硬的中文叫了她爸妈“爸爸妈妈”,把两个老人感动坏了。可他们的日子过了五年,散了。散的原因不是哪一件大事,是无数件小事,密密地磨。 晓雯的硕士学历在这里不好使,投了几十份简历,最后在一家华人留学中介做文员,工资不到 Daniel 的一半。Daniel 不是嫌弃她,是整个环境在无声地把她按到一个位置上——出去玩,一圈朋友说起板球、说起本地政治,她插不上话;Daniel 家里聚会,亲戚们对她客气而疏远,那种客气你能感觉到:他们把她看作 Daniel 从亚洲带回来的一个意外。 她自己跟我总结过:“小梅姐,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不好,是我在这边,谁都不是。在国内我是谁谁谁,有一堆人认识我,在这边我就是 Daniel 的 wife,连我的名字他们都念不对。” 压垮她的是二〇二一年,她爸在杭州查出胃癌。她飞回去陪了两个月,Daniel 没有请下假,一个人在家,渐渐电话也短了。她回来以后,两个人的话少了一大截。再后来她怀孕了,纠结了很久要不要留下,最终还是离了婚,孩子两岁那年判的,一人一半时间。 现在她在 Rhodes 租房子,做代购、做留学咨询的私活儿,带着女儿过。有次我们喝咖啡,她说了一句话,我记在本子上了。她说:“我跟他结婚,所有人都说我运气好。我跟他离婚,所有人都说我命不好。就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说这些,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在悉尼这些年,也见过过得好的。我们教会有一对,Susan 和 Colin,结婚二十多年,Colin 学做中餐,Susan 学做 roast,两个凑一堆儿在厨房里吵架,吵得笑出声。 我们店的房东 Tom,他太太是温州人,两口子把一栋破房子倒腾成了六套出租房,账是太太管的,Tom 见了我们都竖大拇指说“她说了算”。这样的婚姻存在,而且不少。 可是姐妹们私下里有个共识,连 Susan 自己都认:就算嫁得好,“苦”这个东西也换了一副模样,从来没有消失过。Susan 十几年没回国过春节,她爸走的时候她在隔离期,视频里看着灵堂,隔着屏幕磕了三个头。 她跟我说,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后院,Colin 睡了,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嫁给谁,都是把娘家过成远方。嫁得远的人,是把整个人生对半劈开,一半在这边数着日子,一半在那边数着日子,中间隔着的是你永远补不上的那些日子。 我自己也有过那么一夜。二〇一八年我妈在江苏走,我赶最早的飞机回去,丈夫和孩子没能同去。守灵那几天,我姐说你别老看手机。我做不到,店里的事、孩子学校的事,隔两小时就是一堆。 我妈走前那两年,我一年回去一次,一次十天。十天,五十二个星期里的十天。我在坟前跪着的时候算这笔账,越算越冷。我不是嫁给了老外,我的“苦”尚且如此,那林姐、阿芳、晓雯呢? 她们的苦是几层摞在一起的:语言是一层,钱是一层,身份是一层,回不去是一层,最底下那一层,是没有人看见。 bruises 会被人看见,会有人报警,有人管;可那种慢性的一日一日的消磨,看不见,说不出,说了人家还觉得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住着大房子、呼吸着蓝天的空气,你苦什么? 后来这些年,我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地自己往外爬,用的都是最笨的办法。林姐五十岁那年考出了驾照,考了四次。第五次过的那天她在电话里哭,说考官跟她说 congratulations,她听懂了,那是她来澳洲四年听懂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有了驾照,她每个星期开车去三十八公里外的镇上,先买菜,然后坐在图书馆里自学,图书馆有免费的英语角。她五十六岁入了籍,考公民那天她把那几十道题背得滚瓜烂熟,比谁都熟。 Graham 前年中风了,不重,右边手脚不利索。她没有走。我问过她后不后悔留下,她想了想说:“小梅,我伺候他,不是舍不得他,是我现在这个家,是我一砖一瓦挣下来的——我给他做的康复操,给他改的菜谱,图书馆那些书教我的。我在这儿有图书馆,有教会那几个老太太,有我自己种的一园子菜。我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硬的东西,我听着,又心酸,又服气。 阿芳的工厂前年搬去了昆士兰,她跟着去了,儿子研究生毕业了,在广州找了工作,不要她的钱了,一个月反而给她打三百块,备注里写“妈,叉车证再考一个高的”。 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是在视频里,我看见她背后昆士兰那种大得没有边的天空,她的脸晒黑了,笑起来牙特别白。她跟 Frank 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过着,她说她不指望婚姻给她什么了,她指望的是她自己那双手。“我这双手在冰水里泡了十年,泡出来了。”她说得像句狠话,可她是笑着说的。 晓雯上个月发了条朋友圈,女儿第一天上学,背着一个粉色的小书包。配的文字就四个字:她上学了。底下点赞的几十个人里,我看见了 Daniel。 他们现在处得像朋友,轮流带娃,圣诞节会把两人的家长凑在一个餐厅里吃一顿。她跟我说她不打算再婚了,至少现在不。“我要先把‘我’找回来。”她说这话没有一点悲壮,就像说要去把快递取了。 写到这里,我数了数,从二〇一二年到今天,我在澳洲亲眼看着的中国女人,嫁老外的,粗粗算下来总有四五十个。 过得好的、坏的,我说了。要说大多数,姐妹们心里那杆秤其实早就称过了,只是秤星不说出口。苦,不一定是挨打受骂——那是少数,真到了那一步,反而好办了,报警、离婚、社区都有人管。 多数的苦是无声的:是你五十岁坐在异国的客厅里跟狗说话;是你买一双十九块的鞋要被盘问半个钟头;是你硕士毕业在人家的国家里做个“Daniel 的 wife”;是你妈到死都不知道你在这儿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是你想回去,可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十几年搭起来的这一点点安稳,全都在这边,你回不去了。 这种苦,官方表格上没有任何一栏可以填。 可是这些年我还看见了另一样东西,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不然这个故事就只剩一半。我看见这些女人在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年纪,从零开始学一门语言,考一张驾照,读一个证,攒一份自己的钱,在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把自己一寸一寸地重新长出来。 没有人教过她们,她们国内的前半辈子也没这么苦练过。她们用的办法都笨极了,笨得让人心疼,可她们没有停在原地。 英语班还在每个星期三上午开着,还是那间旧教室,新来的女人坐在最后一排,字写得又大又用力,把纸都划破。每次我去帮忙,看见那样的笔记本,我就知道,又一个人,开始了。 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因为她们的日子还在过。我把它写出来,不劝谁嫁谁,也不拦谁嫁谁。 我只是想把我在澳洲亲眼目睹的事情放在这儿: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很多都过得很苦,这苦是真的;可是这苦底下,那个咬着牙的女人,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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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真的不懂推上为什么还有人反对润这件事,我都怀疑对方不是女权,是串子 普通女性去发达国家就是会活得比在这里舒服啊,又不是家里有千万资产和政治权力要争,单从个人的发展角度也是要出去啊。我是搞女权,但是不可能为了别人牺牲我自己啊,我也不可能为了别人去冲塔啊。 我起码要把自己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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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出国打拼和在国内打拼是一个概念的,何不食肉糜,这种人是不知道底层女性在这里是多难的。 就算在发达国家最后留不下来,那赚的钱,通过汇率差,比国内已经过得不错的人攒的钱还要多。 推上我真的怀疑有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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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前段时间有人质疑我润的言论的反驳。 已经无语到原来这年头女权社区都有人质疑润了。😅😅,是没过过好日子吗?要不睁眼看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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