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不是雪梨

咱也不懂为什么我只是提出，蒋介石政权作为一个武夫集团，上台确实依靠地主资产阶级。但随后将基本盘一脚推开且多次尝试法西斯化这种很多人都有谈的事情。会激起一些人的愤慨，仿佛如果不把国民政府描述成一个羸弱不堪一踹就倒的boss就不能证明我党的伟大。 于是我们尚不可知长征是怎么发生的，几次暴动是怎么被镇压的。承认自己的对手很危险并不丢人，“战略上蔑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这可是毛教员的话。 正如我们不能说，因为蒋介石政权行政能力差，管不了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胡说八道。就等同说民国是自由民主的一样。 蒋介石失败，是因为他无法调用全国力量去推行自己的政策，不等于他代表着他像要镇压的群体。 帕克斯·科布尔（Parks M. Coble）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在《流产的革命》中给出了明确结论：南京国民政府根本不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一个追求政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性军事独裁政权，走的正是带有强烈法西斯统制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蒋介石初抵上海筹饷时，江浙资本家一旦认购公债犹豫，直接动用军警与帮会绑架勒索，绑架先施公司欧阳驹、裕昌祥东家之子，逮捕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并没收家产，强逼虞洽卿、张嘉璈摊派数千万军费。 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觉得比起孙传芳来说，蒋介石简直是流氓劫匪政权。 1935年，宋子文趁美国《购银法案》引发上海白银外流、民营银行头寸吃紧之机，强行通过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向中国银行张嘉璈执掌和交通银行强注官股，一夜之间剥夺了江浙民营金融家的控股权。 紧接着强行接管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 同年11月推行法币改革，将货币发行权与白银储备全部收归国家资本垄断。 1936年启动《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由国家资本全面垄断钨、锑、煤矿、钢铁（湘潭中央钢铁厂）、机械、电力等核心命脉，私人资本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只有在苏区周边，国民党才更喜欢利用还乡地主武装 但是统治核心区，江浙、两湖各县国民党党部，通过清查庙产、学田、沙田、积谷，强行接管原本由传统地主豪绅把持的乡村公产与地方团练，导致传统地主阶层对国民党基层党部恨之入骨。 如江苏宿迁、江阴等地多次发生地方士绅雇凶刺杀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事件。 ​1932年江苏扬中“五二八抗丈暴动”，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政府为摸清地主隐匿田亩（黑地）以扩大税基，强推“土地清丈”并随亩加征清丈费。 扬中县中小地主、保董与传统士绅直接出面，串联全县数千农民组成“抗丈会”，于1932年5月28日鸣锣聚众攻入县城，焚毁扬中县政府、清丈局及国民党县党部，打死省派清丈员，最终迫使省政府调集保安团武力镇压。 1933—1934年间，镇江东乡、丹阳、无锡等地因推地清丈与催征田赋，当地地主、富农亲自出资提供大锅饭和路费，率领上万佃农与自耕农进城“交农”（将农具扔进县衙罢耕示威），捣毁区公所、殴打催征警队，甚至直接包围县政府。 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详尽考证，鲁西南、豫北、苏北等地在南京十年间爆发的数百起红枪会、黄沙会武装暴动，其背后的组织者、出资买枪者与大刀会首领，恰恰是当地的地主、富农与传统豪绅。 他们为了抗拒南京政府新派县长的预征田赋与摊派，带着全村农民武装攻打国民党县城，如1929年苏北宿迁红枪会围城、1932年豫东抗税暴动。 以CC系为核心，配合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扩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及1936年成立的农本局，加上颁布《合作社法》，在农村全面铺开信用、运销、生产合作社。 ​1931年：全国登记农村合作社仅 2,796个，社员约 5.6万人。 ​1936年底：全国登记农村合作社暴增至 37,318个，社员突破 164.3万人，仅1936年一年投放农村合作贷款即达数千万元法币，直接挤压了农村传统地主钱庄的生存空间。 陈果夫兼江苏省主席，以铁腕推行“征工制”，动员苏北11县数十万民工，开挖了自洪泽湖经张福河、废黄河至套子口入海、全长约160余公里的导淮入海水道；同时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建成了淮阴、邵伯、刘老涧三大新式船闸及洪泽湖三河活动坝。 对比北洋时代，这个动员能力已经相当恢复。 1928年的蒋介石政府，1936的蒋介石政府，1945的蒋介石政府其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国民党当年没彻底建起法西斯极权，是因为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打断了它的国家机器整合进程，而不是因为什么‘地主买办不让它搞’。 如果日本不动手，蒋介石政权继续成长下去就是会法西斯化。枪杆子出政权加上中德的深度合作会给所有人增加麻烦。 政治上更是无需多言，蒋介石搞法西斯那套直接照着德国意大利模式抄。 国民党搞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那套。也是对着农业削，最后就是出现了地主带着农民抗击国税的奇景。 要不要我重复一下毛泽东的话？ “我们搞得新民主主义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没有区别，只是他是国民党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