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崙

以共黨公開文件證明其不抗戰—— 民國26年（1937年）9月21日毛魔在致彭德懷的《關於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原則的指示》中說：“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 ，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毛魔說“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過去的“國內戰爭”（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共黨受蘇俄指使，實際上是蘇俄對中國的侵略）的敵人是國民黨，所以要集中打仗，打硬仗（抗戰結束後，共黨為了奪取大陸，就是打運動戰。例如，民國35年（1946年）12月6日共黨《解放日報》的社論《戰局在開始變動》說：“我們主要的是靠打運動戰……除某些區域在敵我力量對比上應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為有利……其他地方均應堅決集中兵力，以連續數晝夜頑強戰鬥的方法去殲滅敵人）。而現在面對的是日本，該怎麽辦呢？請繼續看（下面舉例較多，是因爲此例中的細節很重要。另，標注黑體是爲了讓諸位看清共黨的真實目的）—— 民國26年（1937年）9月25日毛魔在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的《關於華北我軍作戰的戰略指示》中說：“……上述四縣兵力極少之際，使我林師向北突出，再分成無數小支……向着恆山以東以西以北廣大地區敵之空處側後舉行廣泛的襲擊戰……敵之後方尚未十分空虛之時，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出擊敵後，須沒收大地主……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 沒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價，不能取得敵後活動的便利……須在敵軍甚少之條件下，須有敵後方敵兵不易活動，而我步兵易於活動之地形條件”。現在面對的是日本，不能集中打仗，不能打硬仗，只能“依傍山地”、“分為無數小支”去“敵之空處側後”（實際上是游而不擊），保存實力，“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要發動群眾，就要利誘群眾，就必須“採取沒收大地主政策”。這仍然是過去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以打漢奸的名義進行。如果以上的話還需要分析的話，那麼，下面的話就可以無需多言、直截了當的證明共黨不抗戰： 時任新四軍一師師長的粟裕在《粟裕戰爭回憶錄》中說：“遊擊戰在一般的作戰原則中是戰術性的。中央把遊擊戰提到了戰略的地位；是要積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為抗日反攻作準備，也為抗戰勝利以後實現民主革命的總任務作準備……作戰對象由頑軍變為日軍，作戰方法出運動戰轉變為遊擊戰，並以遊擊戰為中心……不轉變，肯定要吃大虧……”（注9）。（共黨將國軍污衊為‘頑軍’。請注意，粟裕所說的“抗日反攻”的對象并非日寇，而是國軍。詳見第五節）。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了毛魔在洛川會議的發言：“他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他主張八路軍應當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勢力……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託”（注10）。共黨在《共赴國難宣言》中說“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毛魔又說“應用各種藉口推託”。例如，毛魔在民國29年（1940年）3月5日的《中央關於在反摩擦鬥爭中應採取攻勢防禦的戰術的指示》中說：“蔣對八路軍不知下過多少無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有時須提出新的問題要求他答复……又如以糧食不足為理由，要求李品仙增劃數縣為我防地，而且再三再四，不準不休”。共黨既要國民政府的軍餉，又拒絕出兵抗戰，還要增加防地。無需多言，便可知其假抗戰、真擴張。 我在前面提到，曾任毛魔秘書的李銳也記錄了毛魔在洛川會議的發言：“毛指出：‘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 ，蔣、日、我，三國志’”。毛魔說‘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也就是‘讓日本多殺中國人，才愛國’。請看證據—— 雷震遠1930 年來華，在河北省安國縣生活近20年。抗戰時擔任安國代理縣長。他曾被日寇關押在集中營兩年半。大陸淪陷後，他離開大陸。1952 年他出版了《內在的敵人》，對國際社會揭露共黨罪行。共黨假借抗日進入安國。他親眼目睹共黨的殘暴。駐安國的共軍司令是呂正操。雷震遠和呂正操有一段極重要、極精彩的對話，可以很清晰的說明共黨不抗日。但限於篇幅，不能保有細節，只能略作歸納，失色不少，很可惜。日寇在安國大屠殺後，雷震遠救了許多受傷的百姓 。呂正操知道後大怒，他對雷震遠說：“你再這樣做我就抓起你來，按叛國罪槍斃 ”。 雷震遠不解的問：“再做什麼事？”。呂正操答：“救那些受傷的老百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益。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我們使我們人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雷震遠強壓怒火，問呂正操：“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有些驚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呂正操回答：“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人。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會獲勝”。請注意，不是‘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會獲勝’，而是中國便會獲勝。同樣，抗戰後共黨叛亂，進行戡亂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民選的國民政府。不是‘蔣軍’，而是已經實現軍隊國家化的國軍（具體説明見第五節）。因共黨不抗日，所以蔣公在民國26年10月25日的日記中說：“對朱德共黨，旁觀投機，惟有以正制邪，以拙制巧……”。 説明：以上是我寫的《歸宗民國——華夏上古之天命》一書第三章的一點内容。拙作31萬字，第一章‘中國文化之天命：光復天德，以建民國’，第二章‘古代中國的一貫渴求：終結帝國，以建民國’，第三章‘當代華族之天命：毀絕共黨，光復民國’。拙作以理論及史實層層遞進的説明，何爲天地創生之第一義？爲何此義即中國之‘中’？此‘中’如何凝結為古代士君子之‘幽明共和’信仰？此信仰爲何必化為民族、民權、民生？此三者如何代代綿延，最終水到渠成而生中華民國？如何以‘共黨違背三民則必入死境，要自救則必假藉三民主義’證明，三民不僅僅是近現代中國之真實需要，更直通天地創生之第一義？由此貫通天人古今之脈絡證明，中華民國雖誕生於近代，但其本體‘民國教’於數千年前便已成爲中國文化之神髓，經代代綿延，融匯西方民主制度而生中華民國。從而讓中國人歸宗於炎黃以來之千載信仰——中華民國，以深固浩大之精神根源，接續先祖，再盡天命，光復民國，解除大陸民衆之奴隸地位。我研究十多年著此書，自認有極多先賢未言之處。拙作曾提供免費閲讀多年，現望諸位能購買支持。購買鏈接如下：amazon.com/dp/B0H3LSH7G3

毛魔乃‘獨裁中國者’，而非‘中國獨裁者’—— 反共已數十年，卻只有‘共黨非民選’的民主意識 ，而無‘共黨非中國’的民族意識。因而，仍在民主運動原地打轉，未能升進至民族革命。斯大林稱共黨為蘇維埃民族，毛魔認馬列為祖，呼斯大林為父，故其為蘇維埃民族——馬列魂是其體，中國人之血統、文化是其用。用，只是工具、東西而已。既是工具，則爲了將其馬列魂無孔不入的注入中華，它自然會毫無顧惜的毀滅數千年中華文化，屠殺上億中國人。綜上，因其為蘇維埃民族，並非中國人。所以說它是‘獨裁中國者’，而非‘中國獨裁者’。此語適用於所有共黨頭目。許多人看到共黨的‘改革開放’及高呼中華文化，必誤以為我的上述言論已過時。奉勸這些人，不要再被共黨統戰。之所以說‘再’，是因爲民國26年（1937年）6月6日共黨的洛甫在《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中說：“我們現在常常說要以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國四萬萬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民，這也並不是說我們現在要暫時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如今，共黨利用虛假的民族主義，一面鎮壓因民權喪失、民生不公而引發的民怨，一面讓外界誤以為它們已經放棄了邪惡馬列，因而對它放鬆警惕。實則，在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不斷鼓譟所謂的“民族復興”時，它並未放棄馬列，它仍然“要以馬克思列寧對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這不僅表現在馬列仍然橫行於教育體系，而且仍在以馬列解中國文化的‘天、人、心、仁、思、國、政’等核心概念，仍以馬列為標準判定中國文化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從而將中國人教育成犧牲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民族利益以實現馬列殖民之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