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工暗杀张作霖的具体经过:
一是组织队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组成一个精干的四人行动小组,分别是对华情报专家萨尔嫩、暗杀专家埃廷贡、爆破专家维纳罗夫与电台报务员列别捷娃。
二是指导方针。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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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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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专家维克托·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写成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出版)。苏联特务机关,除“克格勃”外,还有“工农红军情报总局”,以及许多中国人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这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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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方面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田中奏折”,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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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
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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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日共在党纲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
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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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日本的下层军官,一直存在对中国的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
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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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清朝末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
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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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奉系军官杨卓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杨卓被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试图在奉系内部策动政变推翻张作霖。
杨卓受命在奉天起事,夺取政权,并由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最终密谋败露,1927年被张作霖下令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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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412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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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期里,中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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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表示抗议,认为搜查‘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
作为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照片。”张作霖还指责苏联大使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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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
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突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以及美英日法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士兵和警察查抄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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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东北王。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欲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苏联北方代理冯玉祥,成为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算盘是,先当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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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有一半是日本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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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
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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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苏未建交时,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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