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东北军狂热反日的士兵枪杀了中村。凶手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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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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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工暗杀张作霖的具体经过:
一是组织队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组成一个精干的四人行动小组,分别是对华情报专家萨尔嫩、暗杀专家埃廷贡、爆破专家维纳罗夫与电台报务员列别捷娃。
二是指导方针。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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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
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动机明显,因为张作霖反苏亲日,让苏联人恨入骨髓。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转移矛盾,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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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方面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田中奏折”,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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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
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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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日共在党纲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
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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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日本的下层军官,一直存在对中国的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
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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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清朝末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
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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