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where man

匿名投稿：我今年26岁，但这并不是我的真实年龄。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来计算，我早在高中的那个深夜，在那个为了应付下一次摸底考而昏天黑地的课桌前，就已经死掉了。我家住在一座被生活压榨得变了形的城市里，父母是这座工业巨轮上最廉价的润滑油。他们每个月加在一起不到五千块的收入，供养着我这个名为‘希望’的虚假工程。他们不爱我，他们爱的是那个‘考上好大学’的幻影。他们把画笔折断，把吉他锁进柜子，对我说：‘这些没用，这些吃不饱饭。’ 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只会做题的零件，我以为只要按照这套程序的指令执行，我就能逃离。可谁能想到，这程序本身就是为了让零件报废而设计的……” 我的童年是没有颜色的。那种灰暗，来自于书桌上堆积如山的试卷，来自于补课班那总是发出滋滋声的惨白日光灯，更来自于父母眼中那种混合了焦虑、愚昧与偏执的眼神。在他们的逻辑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罪，唯有不断的进取——或者说，不断的“提分”——才能赎罪。 我记得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关于光亮的记忆。那时候我迷恋画画，迷恋音乐，那些线条和音符是我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触角。我记得那本画册，纸张粗糙，但我画下的每一个形状，都让我觉得我是在呼吸。我记得我曾尝试在家里哼唱一首喜欢的歌，那种旋律在胸腔震动的感觉，让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掐断了。 “画画有什么用？唱歌能当饭吃吗？” 这句话成了我的童年诅咒。父母将我心爱的画笔折断，将那把廉价的吉他锁进黑暗的柜子里。他们不是在阻拦一个爱好，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去势”手术。他们清除掉我性格中所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将我打磨成一个只能看懂数字、只会机械回答问题的标准模型。在他们看来，任何不能转化成“分数”的东西，都是对家庭生存资源的亵渎。 我们家那种贫穷是带有攻击性的。正因为月入五千，他们对每一分钱的投入都带有某种近乎宗教般的严苛。为了那一点点所谓的“补课提分”，他们可以缩减开支，可以忍受粗茶淡饭，然后把钱像献祭一样交给那些开补课班的教育贩子。这种“牺牲”不仅没有换来幸福，反而成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他们看着我，就像看着一支股票，期待着某一天能通过我这个“工具”，实现所谓的阶层跃迁。 他们被墙国那种宏大的叙事彻底洗脑了。他们坚信只要我足够努力，只要我足够顺从，我就能在这个早已固化的社会里撕开一条缝隙。他们从不谈论尊严，从不谈论快乐，他们只谈论“以后”。 可是，这个“以后”到底是什么？ 直到多年后，当我坐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回望那段被“格式化”的童年，我才意识到：那不仅是关于贫穷的悲剧，更是一场关于灵魂的谋杀。他们亲手剥夺了我感知美的能力，为了那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透支了我整个青春的感知力。 我被推向了那条名为“成功”的传送带，而那只是第一步。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是故意忽略了：一旦你承认了自己只是一个零件，一旦你接受了被他人定义的人生目标，你便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而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人，在面对接踵而来的时代巨浪时，注定会像一片枯叶一样，被毫无怜悯地碾碎。 那是我人生最初的深渊。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开始，我以为那是在追求光，却不知道那是通往炼狱的引路牌。 我的生活，很快就被简化成了两点一线：学校的铁笼与补习班的囚室。我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张张薄薄的考卷，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剩。 我失去了童年，甚至失去了作为“人”的生理节奏。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塞进了一套高速运转的程序里。学校的早自习，老师枯燥的宣讲；白天的课堂，是无休止的抄写与背诵；傍晚，当别人还在享受夕阳余晖时，我早已被像牲口一样赶进了补习班。那些机构的房间总是散发着霉味和劣质打印纸的油墨味，没有窗户，没有空气，只有黑板上那写满了公式和考点的绝望。 在那个家里，学习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不需要我拥有灵魂，只需要我拥有一个“分数”。 一旦那张被红笔圈出来的分数单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预期”，家里的空气就会瞬间凝固，随之而来的，是毫无理性的暴力。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不是某个节日的欢聚，而是一根系在墙上的塑料皮鞭。那根鞭子常年挂在显眼的位置，像一条沉睡的毒蛇，随时准备向我喷射毒液。 当我因为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做错，或者因为疲惫而在考场上丢了不该丢的分数，鞭子就会挥下来。那种破空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能让我脊背发凉。他们打我的时候，口中喊着：“我是为了你好”、“这是为了你的将来”、“你这样以后能干什么”。这些恶毒的借口，成了他们掩盖施虐欲的遮羞布。 每一次鞭打，落下的不仅仅是皮肉的痛楚，更是一种人格的碎裂。那种疼痛在提醒我：在这个家里，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身体属于那张考卷，我的未来属于那些虚构的期许，而我的尊严，早已在那一次次的鞭影中，被剥夺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