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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读艾未未回国感想的感想 艾未未这次回国看望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我真心为他能成行感到高兴。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人伦之事，不该被过度政治化。至于他回国之后发表的一些观感——包括对欧洲现实处境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某些具体变化的肯定——外界迅速给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但对我而言，揣测他的动机，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方向。 真正值得讨论的，只有一件事：他说的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事实性描述，又有多少是属于溢美之辞？ 如果暂时放下立场，就会发现，他提到的一些具体经历，并不是什么离奇现象，而是许多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可能遇到的现实差异。这些并不是对某种制度的总体背书，而只是个人在具体生活层面上的直接感受。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愿意讨论这些事实本身，而是本能地把一切重新拉回到熟悉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去。 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有些人对中国现实的任何变化，都表现出近乎条件反射式的拒绝。这种拒绝，往往并非源自对现实的不了解，而是因为早年形成的一整套价值判断，已经与他们的身份高度绑定。那些判断不再只是对社会的看法，而是构成了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旦现实的发展路径并未沿着他们当年设想的方向展开，承认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动摇自我。 我之所以始终对这种立场保持距离，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七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参与民主运动，和朋友一起创办过《民主之声》这样的民间刊物。当时的想法很朴素，希望通过思想启蒙，通过讨论与写作，去影响社会的认知方式，而不是上街游行示威。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心态则是：社会的进步应该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个体选择的自由入手，所以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开酒吧，办画廊和组织音乐会。 此外，我个人也并不擅长、也并不热衷于群众运动。我比较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和所需承担的责任，而未必需要加入一个集体中获得身份感。这种倾向，也许与我在大学期间对存在主义的阅读与思考有关。 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愿意从民生层面理解社会进步，而不喜欢使用宏大的概念去讨论问题。一个社会是否在变好，最终体现在人们是否拥有更稳定的生活、更可预期的未来，以及在日常层面是否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进步只能停留在概念中，却无法落实到具体生活，那它本身就很难说是真正的进步。 很多人似乎忘了，当初参与社会运动，难道不是为了让社会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变得更符合人性、更适合普通人生活，而不是为了让社会迎合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偏好或意识形态投射吗？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的追求等同于社会的追求，把自己的向往视为进步的唯一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某种傲慢和虚荣。他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如果社会的改善不是由他们亲手推动的，如果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展开，他们就拒绝承认这种进步本身的存在。仿佛只要他们拒绝改变，社会就不应该改变。在他们的经验世界里，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更好”，不是来自具体而日常的尺度而是现实是否符合他们抽象出来的民主自由那套标准。 如果我们稍微跳出这些身份与情绪，只看现实，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呈现出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海外。去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看看当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普遍更加自信，也更清楚自己并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某种道德式的选边站。在他们的认知里，中国社会早已超出了早年“民主还是专制”的简单对立。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相反，中国的问题依然很多，而且不少问题需要时间，制度和其它的资源配合才能逐步解决。如果我们以十年为衡量尺度，中国是否比前一个十年取得了更多实质性的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口号，不是意识形态标签，而是体现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社会稳定，以及普通人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上。 至少从我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留学生和跨国流动人群来看，他们对中国的问题非常清楚，但与他们在美国亲身经历的相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在生活方式与社会节奏上，更适合他们长期生活。而这样的判断，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多数人的经验，而不是少数人的例外。 顺带一提，艾未未刚离开中国不久时，我去德国见他，一起吃饭聊天。后来我们在刘晓波问题上存在分歧，便疏于往来。又后来他公开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行为，我公开给予支持。他为此一系列原定的展览被取消等，这种愤怒与挫败，我完全能够理解。 如果他这次回国后的表达完全出于个人选择，那我认同。所谓自由，本就不该被限定为只能说某一种“正确立场”。就他这次谈到的一些具体经历而言，确实也属于事实层面的描述。至于他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其他行为，在众所周知的现实条件下，这种选择没有什么不能理解